良渚陈玉：浮生散记

       三鹿出事了，我为它伤感，为整个产业庆幸，也为新闻报道感到无奈。

       记得2002年我采访三鹿集团的时候，我们的报道重点是公司+农户这种模式成功与否。当时先到公司去了解总体情况，接待我们的正是昨天刚刚当选为新任董事长的原副总裁张振岭，几天前也是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三鹿集团向公众鞠躬道歉的。那时他很年轻，说话不打官腔，采访很顺利，之后他又专门派出分管奶源的部门主管陪同我下乡采访。

       一个阴郁的天气，我们深入石家庄附近井陉一带的山区采访，正值盛夏，漫山遍野的草木绿得发黑。我们跑了几个村的奶牛养殖户，参观了挤奶厅，从措施上看卫生把关很严，在农村可以说比人生活环境的卫生条件还要好得多。接着到农户家中长谈，他们有的已经为三鹿供奶多年，养牛户都带着感激的情绪谈他们与三鹿这些年的合作，说三鹿对养殖户不薄，遇到市场风险的时候，技术上、收购上都不肯让农户吃亏，不让农户自己独自担风险，因此，大伙儿给三鹿喂好牛、卖好奶，是很有积极性的，有的农民甚至说“三鹿十年时间收买了我们的心”。那天一直谈到天色已晚，我边录音边记，奶农们也很感动，送我出来时一个劲儿说“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记者”。回来后我写了一组稿子，记得年底还被评了一个新华社部级好稿。

       今天回想这些，感慨万端。三鹿事件爆出来之后，我一直在想，尽管抓了几个犯罪嫌疑人，难道这种事态仅仅是几个不法奶农、个别奶源就足以造成了吗？果然，昨晚公布的奶粉行业检测报告令人震惊，哪里只是一个三鹿有问题？整个乳品行业还能信任吗？一位记者老同事看完新闻立即发来短信说“这是一个没有良知的群体”，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可是，从事实来看，难道整个行业的安全要靠脆弱的良知来自律吗？

       就在我们身边、眼前，奶业大战已经打了很多年，超市牛奶堆成小山，低价竞争愈演愈烈，在这个态势下面质量安全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普通人一定不会去想，可怕的是到底出事了（潜在的受害人还不知有多少）。

       政府的监管必定是第一个应当被诘问的，第二个被责问的恐怕就是新闻界：这些时候，新闻媒介你在哪里？你的环境监测功能哪里去了？

       根源之一是新闻报道的视角转换得还是慢了。十多年来，报道企业的视角从关注民族产业入世竞争，到龙头企业带动三农发展，到关注企业的竞争战略、纳税公益，几乎写遍了企业的产业链条、内涵外延、宏观微观，那么今天报道企业和产品的报道角度应当选择什么？三鹿事件敲了一声悲情的钟——关注人。这就是发展观的转变。

       从技术上讲，放在今天如果我去采访，我能发现幕后这行业的真相、惊天的竞争惯例吗？恐怕很困难，即使记者再深入细致，没有内部线索无从知情；即使知情了要找到事实，地方保护—企业利益—奶农收入这三者合谋的形势也是把真相围得铁桶一个，记者根本无法下手。

       如果不是有孩子喝奶粉出了事，新闻界仍然还会在无奈中失职，真的是无奈。（完）

         刚刚从重庆旅行回来，那里的友人热情有加，镇日陪同，因而出有车食有鱼，混迹于对37度以上气温习以为常的重庆人中间，遍揽巴渝风情。

        可是不由自主，我这一路上都在想着王志纲工作室策划的那组成都《找魂》，是的，在参天林立、遍布山城的房地产楼盘中间，哪里去找城市的魂？

        学生时代在成都，所领略的重庆，是读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想做嘉陵江边茶馆里的“小桃红”，墙上贴着“莫谈国事”，偏装着一腔抗日的激昂；是与川外的室友卧谈歌乐山和山脚下冬夜里的萝卜汤；是严谨的川大汉语史教研室特地为我远从西南师大请来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山城古朴民俗下满溢的市井人声、书声报界……

         此次在渝，游湖广会馆感觉最好，那些戏楼、天井里头沉淀的日月很静，心于是也就很静，可惜的是这样的遗迹太少了，这座城市曾经浸润过西南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也就毛将焉附。从容的是两条大江，而两江汇流的朝天门码头、精心雕琢的洪崖洞游人行色匆匆，商圈林立，触目皆是批量制造的楼盘、大桥、消费场所……参观三峡博物馆最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城市在工业社会发生的急速变迁，怀旧情绪也在这种遽然而至的变化当中油然而生。

       “你想要思想还是要简单的思想？”麦克卢汉杂文集子般的《机器新娘》半个世纪前所刻画的“工业人的民俗”，今天是如此历历在目的符号，在媒介环境论者、技术决定论者看来，媒介把世界改造成一个城市，“这个行星已经结为一个城市”，媒介的拟态环境、批量的文化制品吞并包围着原有的生活，以至人们的生存方式越来越惊人地一致。

        我们生活在拥挤、活泼和乐观的商业世界中，像美国人永远怀念“边疆世界”却在这一代人还没出世就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边疆一样，越是接近现代化的城市越是一再咏唱“文明”的悖论：“做面子上的人？还是做芯子里的人？”（王安忆《长恨歌》）

         迷失重庆。

真诚感谢博友的关注。前文（7月17日）评论中，望幽先生谈到的问题，明确地属于新闻职业伦理、行为规范的领域，而不再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了。换言之，只有有了充分的信息公开，才能谈得上新闻自律。

新闻工作中的人文关怀精神在职业规范中的应用，是新闻专业主义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准则。即对某些事实信息采用何种方式报道才能避免伤及社会心理的问题。这方面，多数国际的或行业的职业自律准则都有表述。

例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的《职业伦理规范》提到： “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尤其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消息来源或采访对象时，要特别小心。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记者要有同情心，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自以为是地追逐新闻是不可取的。”

再如，美联社、英国的BBC等媒体的自律准则中，都有播发新闻时必须对残肢、血腥画面进行技术处理的规定。

近一时期，我国新闻媒介在这方面也比较注重（数年前突发事件很少获准报道，因此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新华社明文规定，发稿时对死难者称“遗体”而不称“尸体”。我的一名记者朋友灾区采访归来告诉我，“走着走着就会踩到一只断手”，可是他发出的几十篇公开报道里面，都不忍心写这样刺激人的细节。

大家关注这个话题，或许是因为汶川地震现场报道中暴露了不少问题，例如追逐重伤员提问，话筒顶着失去亲人的家属问人家有何感受，以至心理专家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要要节制！

当然，记者派到现场去就是要报道，这是在履行职责，就是要如实报道、充分报道，因为有更多的受众迫切等待通过报道获知情况，这与人本精神如何协调？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灾后在博文里面提出的以“减少伤害”为原则，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可操作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在何种伦理规范指导下，选择报道方式和技术手段层面的问题，而不属于是否知情、是否被禁止报道的层面，因此是信息公开前提下新闻自律而不是他律的话题。设想一下，假如信息无从知晓、现场接近不了，又怎么可能出现掌握报道尺度的呼声呢？（完）

       前日发一文《大地震后信息公开依然在走不确定的路》，幸运地得到有识朋友的关注。有朋友认为“如果所有的信息都要公开透明，那么，人无隐私，国无秘密可言！”对此，我认为与我前文的概念界定不重合啦！

       引用幽注的话“该你知道的也瞒不住你”，本文述及的正是该我知道的为什么要瞒着我。

      固然并非公众每个个体都应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客观上做不到，受众也没有这么无所不包的“使用与满足”——接近媒介的动机和目的。但是，一般而言，媒介依赖理论认为，社会、媒体和公众相互依赖，三者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因情境而调整：

      当社会内部发生重大的冲突、变化时，公众亟需通过媒体获取相关信息用以满足应对社会巨变的需要，因而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表现为主动向传统媒体、新媒体寻求信息，例如：搜索有关频道、节目，买报纸、上网……这一点，从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内容（不一定是真实信息）和意见交换呈爆发式增长可见一斑。
      当寻求而不得，流言盛行，媒体使用率下降（没人听没人看）、公信力下降，党报党台背后的政府形象受损，对社会沟通协调宣导机制造成破坏。

      我以为，尽管今天我们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尚未建立，社会心理远未健全未完善，但这不能成为半掩信息公开大门的理由。在政府职能转变的现阶段，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服务毫无疑问应当是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一部分。

      现在的情况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上，传统媒介供给不足，网络信息传播正在奋力弥补，尽管盲点仍很多。打个比方，我们的信息公开，不是已经洪水泛滥了，而是多年大旱偶有阵雨。担心“过度”公开，为时尚早。（完）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鲁迅），在一些地区，无论是汶川地震信息公开的经验还是回溯到非典时期的教训都没有被汲取。政府信息公开依旧走在不确定的路上。不同的是，经历了汶川地震，公众的媒介素养和心理预期升高了，政策一旦倒退或者停滞，民心民意的得失涨落将会如何？

刚刚痛定的汶川地震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杜骏飞，2008)，被公众和学界认为是这次大地震最可宝贵的传播学遗产，具有政治文明的本质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回想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5月5日便出现了湖南省汝城县5名退休职工起诉县政府“自来水公司改制信息不公开”的案例，正当我们期待从一系列“庶民的胜利”当中点滴关注政府信息公开的可预见走向时，不期一场暴烈的自然灾害动地而来。假如不是危机事态如此迫在眉睫，造成的威胁如此巨大，如此重重地捶击我们的神经，国内大众传播媒介的表现是否仍旧会一如阜阳病毒事件——迟疑不前？结果难料。

让我们额手称庆：那些个震动世界的日夜里，由于种种因素，政府信息公开突出地以新闻公开的卓越表现，博得了国际声誉，尤为重要的是空前地提升了公众的媒介素养——危机当前，公众应当从媒介获知信息、看到现场、得到真相，从而监测环境、沟通信息、建立共识。这是新闻走向公开、新闻媒介强化公共属性、政府机构转变媒介监管方式的典范事件和大好契机！

然而，“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鲁迅），在一些地区，无论是汶川地震信息公开的经验还是回溯到非典时期的教训都没有被汲取。我居住的城市，是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进入6月以来，奥运安保级别不断升高。从平时市区呼啸驶过的公安车队、武警特警车队、我军某部车队，从公交站台上顶着烈日岿然屹立的人民警察，从原本苦苦考试的学生欢叫一声放了假……可见，安保，是政府心中最沉甸甸的事情，也是市民心中最沉甸甸的事情。

危机传播、危机管理自2003年那个春天以来已经是研究者甚众，平头百姓也略知一二。越是公众认为重大的信息，越是真相模糊不清的信息，流言越多，传播速度越快范围越广。不幸的是这个规律又一次在被验证着。眼下在当地，公交车、出租车是最迅速、及时的新闻发布会。在车上，可以听到有人讲抓了4个在饭店投毒的，可以听到某路公交车发生了爆炸，炸伤2人，也可以听到有人说那只是个可疑包包，有惊无险而已。版本众多，精彩纷呈，我简直爱上乘车了！于是，在车上，总是有亲人打来电话叮咛少去人多的地方；在公园玩健身器材，就看到有父母一把拽走哭哭啼啼的小孩：“这里不安全！”

哪里安全？怎样才安全？市民的安全是否有保障？为了安全，市民应该配合政府怎样去做？不知道。

我出于职业习惯以及受命研究一个相关项目，近些天特别留心地看了当地新闻媒介的报道，没有上述所需要的信息。近日只在《秦皇岛日报》上看到了一篇大通讯，标题是《铸就奥运安保的铜墙铁壁——秦皇岛赛区奥运安保纪实》，文章分农村、志愿者、演习三个部分报道了当地政府所做的工作。“3200名派驻干部组成的平安建设工作队，7万余名奥运安保志愿者，随处可见的派驻干部，随处可见的‘红臂章’，他们为奥运安保营造了群众基础；公安干警、武装特警、边防官兵等专业队伍，他们是奥运安保的中坚力量。”“秦皇岛赛区奥运安保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到一个月后，它将面临真正的‘大考’。

信心十足但是模糊、暧昧的表述，非但没有告诉我们生活的现实，恰恰成为流言泛滥的推动力。信息不对称—无法监督环境—恐慌，这个过程也许是坚持“内紧外松”、“严格保密”原则的地方政府估计不足的。

因此，政府忙着安保，市民忙着恐慌。

如此继续下去，本应是有序、理性、参与性的迎奥运阶段、赛事进行阶段，势必造成类似危机情势的一种准危机状态，这对城市秩序、对社会心理、对政府的行政能力，还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考”！      

    政府信息公开依旧走在不确定的路上。不同的是，经历了汶川地震，公众的媒介素养和心理预期升高了，政策一旦倒退或者停滞，民心民意的得失涨落将会如何？（完）

南戴河荷花